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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光緒年間，除了幣制改革之外，也有許多其他可圈可點的現代變革，譬如廢除科舉考試，實行「預備立憲」，建立員警制度等等。「幣制改革」是以「洋務運動」為主體的，中國社會現代化運動的產物，也是西方工業文明、經濟制度在中國的投影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光緒年間，全國各省鑄造的銅元、銀元累計百萬枚以上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白銀的外流，提高了貨幣的兌換率，也在客觀上減輕了人民群眾的經濟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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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代皇帝難挽頹勢值得一提的是，負責督辦這件事情的，恰是一代名臣張之洞。他既是「洋務運動」後期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漢族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張之洞不但是一位政治家，也是一位有著深謀遠慮的經濟學家──「銅元」這一新生事物一直沿用至今，即我們今天隨處可見的硬幣。在光緒年間，除了幣制改革之外，也有許多其他可圈可點的現代變革，譬如廢除科舉考試，實行「預備立憲」，建立員警制度等等。這些都為後來中國社會的現代性進程提供了豐富而又切實的經驗，如果我們跳開單純的王朝歷史，而是進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大歷史來看的話，這些都是有積極借鑒意義的。宣統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年號，看過長篇回憶錄《我的前半生》或電影《末代皇帝》的人，對於這個年號，應不陌生。一個幾歲的小孩子，被抱上了金鑾殿，皇位坐了剛滿3年，辛亥革命爆發，中國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。而這個小孩子，也在人生中經歷了張勳復辟、驅逐出宮、偽滿洲國等一系列變革之後，終於洗心革面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，並應邀成為全國政協委員。「從皇帝到公民」，既是溥儀的轉變，也見證了整個中國現代史的風雲變幻。但是宣統帝在位的3年裡，中國社會還是發生了不少變革的，準確地說，應該是大變革。無論是各地的「革命黨起事」，還是「皇族內閣」，實際上都反映了一種現代化的嘗試。我們知道，「西學為體，中學為用」是洋務運動以來，清王朝希望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的中心思想。但是可惜的是，經歷了洋務運動之後，中國的經濟、軍事確實有了現代化的影子，但在甲午海戰中，依然一觸即潰，淪為「三島倭奴」日本的手下敗將。對於朝野上下而言，這是一件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」的事情。因此，學習日本的「明治維新」成為了當時清王朝不少有識之士的主張。尤其是日本通過王政復古、廢藩置縣與內閣制一系列政治革新，迅速成為亞洲強國的經驗，為清王朝所欽羨。早在光緒年間，清王朝就逐步實現了一系列的「立憲運動」。包括「5大臣出洋考察」、「下詔預備立憲」並頒布《憲法大綱》等等，到了宣統元年，各省諮議局開始選舉，資政院也開始「開院」，全國一片要求「開國會」之聲，一切有模有樣，看起來還像「那麼回事」。到了1911年，也就是宣統3年，清政府決定裁撤軍機處，改設內閣，按照日本、德國的模式，來進行中國的立憲探索。從準備至實施，一共僅6年時間。內閣學士文海與內閣中書王寶田就共同認為，中西風俗、國情不一樣，如果照搬照抄，必然會引起排異現象。對於「立憲」是否能救國家於危難，應從長計議。裁撤軍機處之後，清廷慌不擇路地宣布了「內閣名單」，其中13名大臣中，滿族9人，漢族4人，而且其中還有總理大臣、民政大臣、度支大臣、海軍大臣等7人實權者是皇親國戚，消息傳出後，舉國公憤。輿論稱其為「皇族內閣」，認為此內閣的「立憲」有名無實，與當年的軍機處無異。譬如《申報》就一針見血地指出，「此新內閣不過為舊日軍機處之化名耳」。各懷一自外之私心平心而論，這些官員也盡非顢頇無用之人，譬如司法大臣愛新覺羅．載昌是積極的立憲推行者。但清廷這樣的人事布局，卻在社會矛盾高度激烈的當時激起了共憤。這反映了，清廷到了歷史關頭，都保持著狹隘民族主義甚至「家天下」的思想，關鍵時機仍以「宗室」為主，不但排斥了漢族知識分子，甚至對滿族知識分子也是「謹慎使用」。這無疑失去了全國各階層的信任與認可。御史胡思敬曾批評「皇族內閣」的虛偽：「其小人無知者，疑皇上以天下為一家之私物，不信漢，並不信滿，各懷一自外之私心，由是國家漸成孤立之勢。」在這樣的語境下，一大批滿族知識分子、官員與有識之士也都對宣統帝離心離德，認為這種「內閣」連康熙、乾隆年間的「滿漢一體」的內閣都不如。錯誤的民族政策與狹隘的民族觀，導致了「皇族內閣」的迅速破產。就在「皇族內閣」粉墨登場不久之後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，清王朝走向了末路。（待續）(旺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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